郑钦安

郑钦安（1824年－1911年），字钦安，即道光四年生、宣统三年卒，四川邛州人，清末著名伤寒学家。幼习经史，后从刘芷塘学医。道光中叶行医于成都。学本《黄帝内经》、《周易》太极、仲景之奥旨，谓“人生立命全在坎中一阳”，强调元阳真气在人体生命活动中的重要作用，治病立法重在扶阳，用药多为大剂姜、附、桂等辛温之品，人称“姜附先生”、“郑火神”。精研《伤寒论》，谓六经辨证可愈外感，亦可治内伤。著《伤寒恒论》十卷（1869年），释方辨脉，颇切实际。又撰《医法圆通》四卷（1874年）、《医理真传》四卷（1869年），论乾坤坎离、五行、四诊、辨阳虚阴虚、杂病内外虚实及经方时方之要。弟子甚众，门人卢铸之，颇得其传。

其学术上溯《周易》、《内经》，中得《伤寒》心法，下览历代医家著作，故医理医术造诣俱臻上乘。著有《医理真传》、《医法圆通》、《伤寒恒论》三书传世。

一、主要著作

郑钦安治学严谨，医技精湛，行医课徒之余，撰成《医理真传》《医法圆通》《伤寒恒论》三部著作，均流传于后世。《医理真传》四卷，刊行于1869年，论乾坤坎离、阴阳五行之理，主医易汇通，结合易理阐述医理，以阴阳坎离为纲，强调真阴真阳为性命之本，讨论阳虚证、阴虚证及杂病的辨治。《伤寒恒论》十卷，刊行于1869年，是编发明仲景之学，考释《伤寒论》，详释方义，细析脉理。《医法圆通》四卷，刊行于1874年，主要为讨论杂病之书，论杂病以阴阳为实据，辨明阴阳虚实及杂病处方圆机活法，并批驳时医弊端，示以用药法眼。以上三部著作发展了《伤寒论》经方的圆通运用，对明代温补学派的温阳学说也是批判的继承和发挥。学者若要灵活掌握经方的运用，郑钦安这三部著作都是很好的参考。其中扶阳思想，是学者研究温阳学说的重要内容，有着较高的学术价值和临床实用价值。郑钦安三部著作皆流传至今，为后世学者所珍视。

二、学术特色

（一）乾坤坎离说

郑钦安在中医学术上一个鲜明的特色就是重视阴阳辨证。他在《医理真传》叙中说：“医学一途，不难于用药，而难于识证。亦不难于识证，而难于识阴阳。阴阳化生五行，其中消长盈虚，发为疾病。万变万化，岂易窥测。”可见，郑钦安是十分重视辨识阴阳的。为使后世学者能准确辨识阴阳，郑钦安在著作中处处都在指点阴阳真机。要明辨阴阳，自然要识阴阳之本源及阴阳之变化，《医理真传》开篇即以《乾坤大旨》《坎卦诗》《坎卦解》《离卦诗》《离卦解》《气血两字作一卦解》数篇以开宗明义，这数篇所论构成了郑钦安学说的理论基础，其原理及运用在《医理真传》《医法圆通》等书中贯穿始终。

（二）真阳学说

1．真阳立命为根本潜藏为顺

郑钦安出生于儒门世家，熟谙易理，引易人医，故其《医理真传》开篇即以乾坤坎离诸卦立论。这是郑钦安“真阳学说”的基础，亦是其圆通心法的根本。郑钦安认为天地乾坤媾生万物，天施地孕生出坎水，地产天成生出离火，坎离水火为万化立基。而人禀天地正气而生，坎离亦为人身立命之根，坎水在人为肾，离火在人为心。从卦理论，肾为一点真阳含于二阴之中，而心为一点真阴藏于二阳之中。肾中一点真阳，郑钦安又把它命名为相火、命门火、龙雷火、无根火、阴火、真火、先天元阳、下阳、坎中一阳、元气、先天真气等；又因乾为龙，坎水为乾分一气落于坤宫，故肾中真阳亦名龙、真龙、初生之龙、坎宫之龙、水中之龙等。郑钦安在其著作中，对肾中真阳有着许多不同的称谓，看似混乱，其实是藉此以强调肾中真阳的重要性。他强调“真阳为一阳落于二阴之中，是立水之极，是阳为阴根”，而人身是一团血肉之躯，全赖这团真气运于其中立命。肾中真阳即为性命根源，有此真阳，“死机便转成生机”。重视真阳的重要性，是郑钦安“真阳学说”的根本内容。郑钦安又认为，真阳是初生之龙，不能飞腾而兴云布雨，惟潜于渊中，以水为家，安其在下之位。换而言之．便是真阳宜潜宜藏，以潜藏为顺，不得随意飞越，这是郑钦安从医易理论出发，阐发的真阳的基本生理特性。在《医理真传》与《医法圆通》二书中，他处处都在强调这一生理特性的重要性。《医理真传·坎卦解》云：“历代诸家，俱未将一阳潜于水中底蕴搜出，以致后学茫然无据，滋阴降火，杀人无算，真千古流弊，医门大憾也郑钦安基于“滋阴降火”的流弊，提出了真阳潜藏的重要性的，也正是他善用姜、桂、附等温热药物的立论依据。

2．真阳气化为发机水火升降

潜藏于肾中水底的真阳又具有蒸腾之性，可蒸腾气化肾水上济于心。与此同时，心中真阴，又降心火下交于肾。肾中真阳与心中真阴互为其根，郑钦安在《医理真传·离卦解》中说：“子时一阳发动，起真水上交于心，午时一阴初生，降心火下交于肾，一升一降，往来不穷，性命于是乎立。”而对于真阴真阳二者的交济，郑钦安着墨更多的是真阳的蒸腾气化。因为从生理功能而言，肾中真阳蒸腾则肾水上交于心，肾水充济心中真阴，心

阴足则真阴自然下降。《医法圆通》云：“真火上腾，必载真水上升以交于心，故日离中含阴。又日气行血随，水既上升，又必复降下。水下降，君火即与之下降，故曰阴中含阳……水火互根，其实皆在坎也o"真阳是水火

升降的“发机”之处，气化是水火升降的原动力，真阳不熄，升降不歇。若无真阳蒸化，水火阴阳不交。蒸腾气化是郑钦安“真阳学说”中所阐发的真阳的生理功能。故依郑钦安所论，人体最为重要的足肾中真阳的潜藏，真阳虽潜于水中，但其蒸腾气化却是水火升降的发机根本，水火升降全在于真阳气化的发动推行。论述真阳的“潜”与“发”，构成了郑钦安学说的基本内容。

3．真阳腾越为阴证之机

正如上文所述，郑钦安十分强调肾中真阳的潜藏之性，在其所论的病证之中，半数以上皆是阳虚阴证。所以他在论阳虚阴证病机时，大多主真阳腾越，不能固守于下，而至生机断灭。他认为，倘若能识真阳飞潜之运，何患无方？郑钦安所论真阳腾越的原因机理，分析归纳起来有如下数条：第一，阳气受伤，群阴即起，阴气太盛，逼出元气真阳，真阳为群阴阻塞，不能归根。这实际上即是阴盛格阳，阴寒内盛，格阳于上。第二，真阳虚衰，不能镇纳诸阴，肾中坎水阴气上腾，一线之阳光亦附阴气而上腾，元阳上浮，真气暴出。第三，少阴心之君火不足，阴气蔽塞太空，犹如地气上腾为云为雾，遂使天日无光，阴霾已极，龙乃飞腾。即所谓龙因水盛而游，真阳不潜。第四，脾土太弱，或阴盛逼出中宫之阳，无土覆火，光焰易熄，火不能潜藏，真阳外越。郑钦安在《医理真传》卷二数十条病证末尾云：“以上数十条专论阳虚，指出先天真气上浮。反复推明：真气，命根也，火种也，藏于肾中，立水之极，为阴之根，沉潜为顺，上浮为逆。病至真气上浮，五脏六腑之阳气已耗将近，消灭剥削，以至于根也。”郑钦安以真阳腾越为阳虚重证，认为五脏之病穷必及肾，极为重视真阳腾越这一病机，他所论述的需用姜、桂、附诸药的数十条病证，大半以此为基本病机。郑钦安的“真阳学说”论理独到，既重视真阳的潜藏，又重视真阳的蒸腾升降，以真阳飞潜腾越为阴证的根本病机，为其独特发挥，这就是郑钦安“真阳学说”的理论核心。

4．潜阳归肾封固为要法

郑钦安在其著作中，大篇幅地论证了真阳宜潜宜藏的特性和真阳腾越是阳虚阴证中心病机的观点。郑钦安根据这些观点，从而提出了潜阳归肾等治疗法则。纵观他所述的诸多病证，可以发现其治疗大多都主潜阳归肾、

回纳元气。这是基于真阳以潜藏为顺的生理特性，并符合真阳腾越的基本病机的。

（三）万病一气学说

郑钦安在学术上重视人身一气之根，认为真阳一气的生理运行是否正常，为人身发病与否的关键。因此，临证之中处处重视人身一气运行，提出了“万病一气说”的学术见解。

（四）六经气化学说

郑钦安在学术上十分重视仲景学说，认为仲景立法垂方之美，并说其所览七十余种医书没有不讲仲景之法的。清代后期，福建名医陈修园所撰著的医书在四川一带影响很大，部分地区甚至将陈修园医书作为习医课徒的教材。郑钦安到中年时购得陈修园医书十三种，对陈修园医论深心佩服，认为陈修园医书颇得仲景之微，亦且明透，惟间有略而未详者。故郑钦安撰著《医理真传》时，论伤寒部分对陈修园医书多有借鉴发挥。陈修园是清代伤寒学派的重要代表医家，其研究仲景《伤寒论》的主要特点是六经分经审证。如将太阳病分作经证、腑证和变证，阳明、少阳皆分经腑，太阴有阴化、阳化，少阴有水化、火化，厥阴有寒化、热化。并融人六经气化之说。如此分证深得六经六气之旨，对于掌握六经病机、传变特点和证治规律极有帮助。受陈修园影响，郑钦安研究伤寒也以六经为重点，注重六经分经审证与六经气化的研究，且较陈修园更加明晰，自云以明仲景立法垂方之苦心，补陈修园之未逮。

学术思想

综述

郑寿全,字钦安,四川临邛(今邛崃市)人,清末名医,生于公元1824年,卒于公元1911年。早年师从刘芷塘习医,临证医术精湛,因善用桂、附等热药,被尊为“火神”,著有《医理真传》四卷、《伤寒恒论》十卷、《医法圆通》)四卷等三种医书刊行于市。郑钦安在学术思想上有着自己独特的创见,对我们的临床很有指导意义,故本文就其学术思想的特点进行探讨,以期达到为临床所借鉴的目的。

以阴阳为辨证总纲而强调阳主阴

从郑氏精研《内经》、《难经》、《伤寒论》等医书,并在此基础上潜心钻研,悟出“天地一阴阳耳,分之为亿万阴阳,合之为一阴阳;于是以病参就,一病有一病之虚实、一病有一病之阴阳”的道理(《医法圆通》),他认为“万病一阴阳耳”、“发病损伤各有不同,总以阴阳二字为主,阴盛则阳必衰,阳盛则阴必弱,不易之理也”(《医理真传》),这句话强调了阴阳辨证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他认为“按定阴阳虚实,外感内伤治之,发无不中”,还再三强调“务要将内外两形,阴阳实据,熟悉胸中,方不致误人性命也”(《医法圆通》)。总之,在郑氏医学思想中无论辨病识症,还是解方论药,都以阴阳为准则。与此相应,在《医理真传》中,他清楚的论述了阳虚证和阴虚证的辨证方法,为我们提供了明确的辨别阴阳的标准:“阳虚证,其人必面色唇口青白,无神,目暝,倦卧,声低,息短,少气,懒言,身重,畏寒,口吐清水,饮食无味,舌清滑或黑润青白色、淡黄润滑色,满口津液,不思水饮,即饮亦喜热汤,二便自利、脉浮空、细微无力,自汗肢冷,爪甲青,腹痛囊缩,种种病形,皆是阳虚的真面。”“阴虚证,其人必面目、唇口红色,精神不倦,张目不眠,声高响亮,口臭气粗,身轻恶热,二便不利,口渴饮冷,舌苔干黄或黑黄,全无津液,芒刺满口,烦躁谵语或潮热盗汗,干渴无痰,饮水不休,六脉长大有力,种种病形皆是阴虚的真面目。”当然,这里的阳虚证里既包含了实寒证,也包含了虚寒证;同样,这里的阴虚证里既包含了实热证,也包含了虚热证。郑氏虽然认为人身以元阴、元阳为立命之本,从而将阴阳辨证作为总纲,但就阴阳关系而言,则更强调阳主而阴从。他认为:“阳者,阴之主也,阳气流通,阴气无滞⋯⋯阳气不足,百病丛生”,“人身所恃以立命者,其惟阳气乎?阳气无伤,百病自然不作,阳气若伤,群阴即起”,“有阳则生,无阳则死。”由此可以看出郑氏把阳气视为人体生命活动的动力,所以在《医法圆通》中郑氏谈到:“真气存一日,人即活一日,真气立刻亡,人亦立亡。”

历史记载

在《医理真传》中又说:“人身一团血肉之躯,阴也,全赖一团真气运于其中而立命。”这些认识《素问?生气通天论》中“阳气者,若天与日,失其所,则折寿而不彰,故天运当以日光明”的理论是一脉相承的。在阳气中,郑氏又把肾中真阳看作人身阳气的根本。他将《周易》八卦运用于医学理论中,用坎离二卦代表心肾,并指出:“天一生水,在人身为肾,一点真阳,含于二阴之中,居于至阴之地,乃人立命之根,真种子也,诸书称为真阳”(《医理真传》),“凡人之身,皆赖一团真火”,认为“君火旺,心火始能旺,真火衰,心火亦衰”。以上这些都说明了肾中真阳是人体阳气的根本,而水火相交,阴阳升降的关键在于:人身坎中真阳之气能起真水上交于心,使人体阴阳气血升降的往来不息,达到人体生命的康健。

治疗以扶阳为主

由于郑氏极其重视人体阳气,并将很多疾病都视作阳虚来治疗,治病立法重在扶阳,所用之药多为大剂姜、桂、附等辛温之品,以温扶坎中之阳。郑氏认为阳虚证的发病机理是:阴气上僭,阳不制阴,应扶阳以宣布阳气,阳光一照则阴气自灭。郑氏对阳虚证的治疗有其独特的认识与经验。他认为:“桂、附、干姜,纯是一团烈火,火旺则阴自消,如日烈而片云无。况桂附二物,力能补坎离中之阳,其性刚烈极,足以消尽僭上之阴气,阴气消尽,太空为之廓廊,自然上下奠安,无偏盛也,岂真引火归源哉。”他擅长使用四逆汤、白通汤、甘草干姜汤、潜阳丹、吴茱萸汤等方来治疗多种阳气衰微病证。对阳虚证的辨证,他阐述精辟,认为只要舌不红、苔不干黄无津、不饮冷水,二便不黄赤秘结,即使外现大热、身疼头痛、目肿、口疮一切诸症,一概不究,均作阳虚看待而以温阳为主治之。在临床上,许多阳虚真阳上浮之证往往易被误为阴虚火旺,如对阳虚证而面青如朱者或身大热者这种真阳上越的阴火,若以阴虚火旺而施治,投之滋阴降火之品则会更加重其病情。若以上述标准进行辨证,则可看清其属于真阳欲竭、阴火上干的阳虚证,从而施以大剂回阳之品治之,方能取效。对于服用热药之后出现的目血、喉痛、腹泻、浮肿等现象,郑氏认为“初服辛温,有胸中烦躁者,有昏死一二时者,有鼻出血者,有满口起泡者,有咽干喉痛目赤者,此是阳药运行阴邪化去,从上窍而出也,以不思冷水吃为准”。而腹泻、汗出发斑等亦是阴邪从下窍、皮毛化出的表现,而并非热药用之过极而变成的火热证。然而,郑氏虽以善用热药而著称,但决非一味追求温热。在《医法圆通》中,郑氏指出:“用药一道关系生死,原不可以执方,亦不可执药,贵在认证之有实据耳。⋯⋯病之当服,附子、大黄、砒霜皆是至宝;病人不当服,人参、黄芪、鹿茸、枸杞,都是砒霜。⋯⋯总要探求阴阳盈缩机关,与夫用药从阴从阳,变化法窍,而能明白了然,经方时方,俱无拘执。”由此可看出,郑氏治病用药的依据是建立在准确的辨证之上的。而他之所以常用温热之品,是因为许多疾病的阳虚证型易被忽略,所以对其进行充分阐述,并对应地治之以扶阳抑阴之法。例如,对午后潮热之证及自汗盗汗之证,郑氏提出有阳虚证型,对属于此型者,则应大胆使用温热之品,相对于前人从阴虚立论的角度来看,郑氏无疑更强调辨证论治。他在《医理真传》中还细微地阐述了阴盛格阳、阳盛格阴的辨别:“⋯⋯但见舌青,满口津液,脉息无神,其人安静,唇口淡白,口不渴,即渴而喜热饮,二便自利者,即外现大热,身疼大痛,目肿,口疮,一切诸证,一概不究,用药专在这先天立极真种子上治之,百发百中。若见舌苔干黄、津液枯槁,口渴饮冷,脉息有神,其人烦躁,即身冷如冰,一概不究,专在这先天立极元阴上求之,百发百中。”再如论述“胃痛不食”证云:“按不食一证,有因外邪伏而不宣,逆于胃者;有因饮食生冷停滞胃口者;有七情过度损伤胃气者;有因阳虚者,有阴虚者⋯⋯”据其病因分别施以祛邪、消导、解郁、扶阳、泻火、滋阴等法,而“不可因其不食,即以消食行气破滞之品杂乱投之”。由此观之,郑氏确实是一位善于辨证论治的中医大师。

法尊伤寒六经

郑氏在《医理真传》中提到“余沉潜于斯,二十余载,始知人身阴阳合一之道,仲景立方垂法之美。所览医书七十余种,每多各逞己见,亦未尝不讲仲景之法。”他通过精研《伤寒论》并验之于临床,深刻体会到“万病不离伤寒”,“论伤寒,而暑湿燥火风俱括于内,论六日传经而一年之节令已寓于中⋯⋯学者欲入精微,即在伤寒六经提纲病情方法上探求,不必他书上追索。须知伤寒论阳明,而燥热之外感已寓其方,论太阴,而湿症之外感可推其药。他如言少阳、少阴、厥阴,而风火之外感,亦莫不具其法也。世之论外感者,务宜于仲景伤寒书上求之可也”(《医理真传》。此外,郑氏还认为《伤寒论》不特为外感立法,更重在为内伤杂证立法。他提出“外邪入内,剥削元气,乃是六经。七情由内而戕,剥削元气,毋乃非六经乎?不过外邪之感,有传经之分;七情内伤,无经腑之变”而已。而在具体应用上,他用桂枝汤治疗胸腹疼痛,通身寒冷,小儿角弓,手足抽掣等;用理中汤治疗呃逆不休,吐血便血,妇女带证;用白通汤治疗遗精滑精⋯⋯诸如此类验案举不胜举,皆不离仲景伤寒六经辨证之法。郑氏虽崇尚伤寒,善用经方,于临证中又能触类旁通,对经方有所发挥,殊为难能可贵。他强调学习应用《伤寒论》应“不拘于方,明理为要”,更是真知灼见。由此可知,郑钦安是我国近代具有代表性的伤寒学家,他的医学思想对后世具有一定的影响,他对于阳虚证的辨证和对于温热药的运用,对我们今天的临床工作仍有积极的借鉴作用,所以对其医学思想进行研究,是十分有价值的,这是继承和发扬祖国医学遗产中应加以重视的工作。[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