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药起源于人类的劳动实践，早在原始社会就有了医药活动， 当原始人群应用简陋的石器和木棒挖掘地下的植物根茎，捕猎凶猛的野兽，切割动物的肌肉，敲碎骨髓等。同时，也会用这些简单的工具和动物骨器切开脓包、割除腐肉、刺破放血等，可以说这是最早的医疗器具。

在发明制陶技术后，人们曾利用尖锐碎陶片来切割脓包或浅刺身体某些部位进行治疗。当冶金术发明之后，又出现了各种金属制造的医疗工具和针刺用具。当人类在寻找采集食物的过程中，发现某些植物能使人出现中毒症状或某些植物又能减轻或消除某些病症，这就是发现和应用。

在使用石器作为生产工具的过程中，发现人体某一部位受到刺伤后反能解除另一部位的病痛，从而创造了运用砭石、骨针治疗的方法，并在此基础上，逐渐发展为针刺疗法，以致后来形成了经络学说。

火的发明与使用不仅对当时穴居部落起了重要作用，如熟食有利 消化食物，御寒、照明、驱散山洞中潮湿而改善居住条件减少疾病，而且为人类繁衍发展提供了许多医疗条件，如在烘火取暖中，发现用兽皮、树皮包上烧热的石块或沙土作局部取暖可以消除因受冷而引起的腹疼或寒湿造成的关节痛，而逐渐产生了热熨法。

在长期火的烹调与饮食应用过程中，进一步发现了许多食物治病的效果，尤其在混合菜肴的过程中，逐步地积累了汤剂治病的经验。所以自从人们应用了汤液治病，不但服用方便、药效明显，而且还扩大了药物的品种，减低药物的毒副作用，这在药剂方面是一大进步。后来又促进中药复方制剂的发展。根据文献资料表明，我国人民用汤液治病，至少有几千年的历史。

由于偶然的原因烧灼局部皮肤，减轻了牙痛、胃痛等症状，又发现了灸法。由此可见火成了人类最早的医疗手段之一，对远古人类的保健事业曾经发生深刻的影响。

中医理论主要来源于对医疗经验的总结，并在实践中不断运用自然科学文化充实和发展。早在公元前6世纪的春秋时代，在诸子百家争鸣的影响下，医药卫生逐渐摆脱巫术的制约而趋于独立发展，由于人们医疗技术水平不断提高，药物知识不断丰富，所以中医药学理论由此产生而发展形成。

秦景公时代的著名医生——医和就用大自然的阴、阳、风、雨、晦、明“六气 ”失和来解释病因，这在世界医学史是最早的病因观。

公元前5世纪，春秋战国时期，扁鹊在总结前人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望、闻、问、切”四诊合参的方法，扁鹊精于内、外、妇、儿、五官等科，应用砭刺、针灸、按摩、汤液、热熨等法治疗疾病，相传《难经》为他所著，这是一部古典医籍，其内容包括生理、病理、诊断、治疗等各方面。奠定了中医临床诊断和治疗的理论基础，扁鹊是中国传统医学的鼻祖，中医理论的奠基人，被后人誉为“医祖”。

秦汉以来，内外交通日渐发达，少数民族地区的犀角、琥珀、羚羊角、麝香，以及南海的龙眼等，渐为内地医家所采用。东南亚等地的药材也不断进入中国，从而丰富人们的药材知识。中国现存最早的药物学专著《神农本草经》就是当时流传下来的。它是秦汉以前数千年用药经验的朴素总结，载药365种，并记述了君、臣、佐、使、七情和四气五味等药物学理论。长期临床实践和现代科学研究证明该书所载药效大多是正确的，如麻黄治喘，黄连治痢，海藻治瘿等。

切脉诊病创始于扁鹊到《黄帝内经》已有了脉诊的基本理论。 虽然在《内经》时代仍以切全身脉的遍诊法为主，但也明确提出切脉独取寸口的方法。

两千多年前，我国现存最早的中医理论专著《黄帝内经》问世，标志着中医学理论基础的奠定。这部托名黄帝所著的经典系统总结了在此之前的治疗经验和医学理论，结合当时的其他自然科学成就，运用阴阳五行学说等朴素的唯物论和辨证法思想，对人体的解剖、生理、病理以及疾病的诊断、治疗与预防做了比较全面的阐述，对后世医学的发展影响十分深远。

神农(远古)炎帝，生活在新石器时代，距今5000-10000年，称烈山氏，姜姓，传说中部落首领，亲自尝百草，探索植物的充饥和医疗功能。他被认为是中医的鼻祖。该图1974年在山西应县发现，图中人物面部圆润，赤足祖腹，披兽皮，围叶裳，负竹篓，举灵芝于山石间。

秦汉时期中医药学取得了重大发展，其中东汉著名医家张仲景深研古典医籍，广泛采集众人的有效药方，并结合自己的临床经验，著成《伤寒杂病论》。以六经辨伤寒， 以脏腑辨杂病，确立了中医学辨证施治的理论体系与治疗原则，为临床医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后世又将该书分为《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两书实收方剂269首，基本上概括了临床各科的常用方剂，被誉为 “方书之祖”。

东汉著名医家华佗是我国医学史上为数不多的杰出外科医生之一，一生游历于中原各地，为百姓治病。擅长麻醉开胸破腹的外科手术，他善用针灸等方法。但是由于外科手术的方法并不是建立在“尊儒”文化基础上的主流治法，在儒家的“身体发肤，受之父母”的主张之下，外科手术并没有大规模地发展起来。但随着中医学在理论和实践方法上的不断进步，大部分疾病通过“文明”和“简便”的针灸、药物等内治法取代了痛苦大、损伤重、伤经断络的外科方法，就是这种特殊的文化氛围中造就了中医学许多外病内治方法。

两晋南北朝在秦汉时期形成的医学理论和临证医学成就的基础上 ，又得到了充实提高。西晋医家皇甫谧(公元215～282)稽古论今，撰成《针灸甲乙经 》12卷，128篇。该书为中国现存最早的一部针灸专书，其内容包括脏腑、经络、腧穴、病机、诊断、针刺手法、刺禁、腧穴主治等。对后世针灸医学影响很大。公元701年日本政府制定医药职令时规定，本书为医学士必修书。

魏晋名医王叔和(公元265—317年)博通经方，尤精切脉，对中医脉学有独到见解，其理论对后世影响深远。王叔和结合自己的临床经验，集古代诊脉法的大成，所著的《脉经》十卷，盛传于世，此书为我国现存最早的脉学专著。

隋唐时期政治、经济的稳定繁荣和内外交通的发达，为医药学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基础条件，公元610年，隋代巢元方等人集体编写的《诸病源候论》，是中国现存最早的病因证候学专著。全书共50卷，载列证候1700余条，分别论述了各科疾病的病因病理和症状，还记载了肠吻合术、人工流产、拔牙等手术。其中对一些病因病原理描述比较详尽科学。如：认为绦虫病系吃不熟的肉类所致。

由于用药经验不断丰富，外来药物日益增多，对药物学成就进一步总结已成为当时的客观需要。公元657年，唐政府组织苏敬等20余人集体编修本草，于公元659年完成《新修本草》。这是中国古代由政府颁行的第一部药典，也是世界上最早的国家药典。它比欧州1542年颁行的《纽伦堡药典》早883年。该书共54卷，包括本草、药图、图经三部分，在国内外影响较大。公元713年，日本官方就以此书的传抄本规定为学医的必读课本。

孙思邈(公元581～682)是唐代大医学家，集毕生之精力，著成《千金要方》、《千金翼方》各30卷。二书对临床各科、针灸、食疗、预防、养生等均有论述。尤其在营养缺乏性疾病防治方面，成就突出。如认为瘿病(指甲状腺肿类疾病)是因人们久居山区 ，长期饮用一种不好的水所致，劝告人们不要久居这些地方；对夜盲病人，采用动物肝脏治疗等。公元752年，唐代医学家王焘所著的《外台秘要》又是一部医方巨著，全书共40卷，载方6000余首，可谓集唐以前方书之大成。为后世整理保存了大量古代医学文献。

两宋时期随着社会稳定，科技发展，中医药学取得繁荣局面。这个时期政府重视中医教育，设立“太医局”，培养中医人材的。学生所学课程包括《内经》、《难经》、《伤寒论》等。教学方法也有很大改进，如针灸医官王惟一曾设计铸造两具铜人，作为针灸教学和考试医师之用。考试时，试官将铜人穴位注水，外用蜡封。受试者如取穴正确，可针进水出。

宋代活字印刷术的发明为校正出版历代重要医籍提供了重要支持 ，1057年，宋政府设置校正医书局，集中了一批著名医家，对历代重要医籍进行有计划地搜集、整理、考 证和校勘。使许多濒临亡佚的重要医籍得以保存刊行，流传至今。为中国医学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宋代在中医药各科取得重要成就，先后有陈自明《妇人良方大全》、钱乙《小儿药证直诀》、宋慈《洗冤录》、官修药典《开宝本草》、《嘉佑本草》、《本草图经》等等。

金元时代由于连年战祸使疫病增多，迫使更新有效的医疗手段，所以出现了许多具有争鸣和创新的医学流派。其中有代表性的有四大家，即：被后世称之为“寒凉派"。多用寒凉药物的刘完素；多用汗、吐、下三法以攻邪，被后世称之为“攻下派”的张从正；重在温补脾胃，被后世称之为“补土派”的李东垣；以养阴降火为主，被后世称之为“养阴派”的朱震亨。而且中药的“气化说”、“归经说”、“升降沉浮说”等理论，经各医学家阐发，得以体系化。

明代中医药文献整理总结和各科都有很大的发展，如徐春圃的《古今医统大全》、张景岳的《景岳全书》、杨继洲的《针灸大成》、汪机的《石山医案》等等。而取得空前得成就的是中药学，其中突出的有两书，一是官修《本草品汇精要》，以工笔彩绘1358幅精美的药图而著名。

伟大医药学家李时珍(公元1518～1593年)所著的里程碑式药物巨著《本草纲目》。此书在前人本草著作的基础上进行彻底的修订，参考文献800余种，历时27年之久，写成了《本草纲目》，在他去世后三年首次刊行。此书载药1892种，附方11000多个，采用当时最先进的分类法，蕴含进化论思想，体例详明，用字严谨，它不仅是一部药物集大成著作，而且是一部研究动植矿物的博物学巨著，被英国生物学家达尔文称它为“中国百科全书”。这部史作自1593年起先后被翻译成日、法、英、德、俄等多国文字，在世界广泛传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公元十一世纪中医即开始应用“人痘接种法”预防天花，成为世界医学免疫学的先驱。在细菌学尚未出现的十七世纪中叶，这无疑是一伟大创举。到了清代中医在治疗温病（包括传染性和非传染性发热性疾病）方面成就的代表著作有叶桂的《温热论》、《湿热条辨》、《温病条辨》及《温热经纬》等。清代医家王清任根据尸体解剖和临床经验写成《医林改错》，改正了古代医书在人体解剖方面的的一些错误，强调了解剖知识对医生的重要性，并发展了瘀血致病理论与治疗方法。

    明清时期中医药的发展也带动了中药堂、中药铺的兴起。广誉远创始于明嘉靖年间1541年，是中医药史上现存最悠久的中华老字号企业；陈李济创建于1600年，是现存最古老的中药堂，取名陈李济，寓意“陈李结缘，同心济世”。之后又陆续出现了同仁堂、雷允上、九芝堂等中药堂，这些距今三、五百年的老字号，虽历经朝代更迭、战乱洗礼，至今依然生机勃勃，坚守着以传统制药的制作技艺为基础，造福百姓的信念，也成为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在中医药漫长的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近代中医药在西医和战火的夹缝中求生存

    一部中国近代史是中华民族屈辱史同时也是一部中华民族抗争史。这一时期受西方列强侵略，国运衰弱，随着民主进程的不断推进，西方学术包括西医也不断传入中国。当时的民主思想完全学习西方的民主制度，在对待西医学的态度方面也非常“偏激”，有许多人主张医学现代化，中医药陷入存与废的争论之中。

    1929年，国民政府以“愚昧落后”、“阻碍科学”、“医事卫生障碍”等理由，通过了“废止中医案”，此政令一出震动了整个医学界。通过中医界人士和爱国人士的共同努力，最终还是保留住中医，但国民政府对中医的态度却日渐苛刻，中医几乎无法得到任何来自官方的支持。

战争不仅仅让生灵涂炭，也摧残了千年的中医药文明。抗日战争以中国的胜利告终，但痴迷于中医的日本人洗劫了大量古代医籍，包括珍贵的元印《圣济总录》残卷、明代赵开美版《仲景全书》，使大量中医典籍流失海外。

    进入残酷的抗战年代，在西药得不到有效供给的情况下，中医药在挽救战士生命和治疗百姓疾病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将柴胡水蒸馏提取制成针剂，良好的退热消炎作用大幅减少了伤患战士的死亡率，同时还在治疗感冒、回归热、产褥热、肺结核退热、抗疟疾等方面也有良效。柴胡注射液的诞生突破了中药传统的给药方式，是中医药的传承与创新的产物，促进了传统中医技术、中药验方发展。

    ▍现代中医药发展机遇与挑战并存

    新中国成立后，政府把“团结中西医”作为三大卫生工作方针之一，确立了中医药应有的地位和作用。卫生部设立了中医司，各省、市、县相应设置了中医处、中医科和中医股等机构。卫生部发布了《中医师暂行条例》和《中医诊所管理暂行条例》，组建了中医学会，通过举办中医进修学校及进修班、开展中医带徒等一系列工作，保障了中医药事业的健康、科学、稳步发展。

1949-1955年，全国共创办20所中医进修学校和143个中医进修班，1958成立四所中医学院后在各省成立中医学院。1955年底卫生部中国中医研究院宣布成立后，一些省、市、区也相继成立了中医研究所。到1960年，中医医院已从建国初期的寥寥数所发展到330所，中医病床增至14199张。

    在“中西医结合”指导方针的引导下，很快在医疗界兴起了中西医互学运动。1960年全国范围内西医在职学习中医的约有3.6万多人，一些西医专家也开始钻进中医药学的宝库中，着手进行了一些理论探索，有力地促进了中医药事业的发展和繁荣。

    中国中医研究院成立伊始就组织专家整理中医典籍，各地也组织大批中医工作者对古典医籍和老中医的经验进行了整理、总结、研究工作，在全国范围内收集到大量的秘方、验方、单方，仅河北省1958年在保全国中医中药工作会议上就展出实物1388件，祖传秘方、验方163754个，著作73部。

    改革开放后，大型国际跨国药企陆续进住中国，先进的化学药物和治疗理念改变了医生的处方行为和用药习惯，中医药也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而随着西医诊断技术和诊疗仪器设备突飞猛进的发展，西医在临床治疗中占据着主导地位，曾几何时在百姓医疗保健中发挥巨大作用的中医凸显被弱化、被边缘化的尴尬局面。

    2015年5月，首个中医药健康服务领域的专项发展规划《中医药健康服务发展规划（2015-2020年）》发布；2016年2月《中医药发展战略规划纲要（2016-2030年）》出台，明确了未来十五年我国中医药发展方向和工作重点，把中医药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

    2017年7月1日首部《中医药法》正式实施，为继承和弘扬中医药，扶持和促进中医药事业发展确立了法律依据。2015年中国中医科学院研究员屠呦呦因发现青蒿素治疗疟疾的新疗法获2015年诺贝尔奖，为中药发展提供某些有益启示，也振奋了广中医药从业者的自信心。

    党和政府历来对中医药事业给予关注和支持，主席曾在多个场合提到中医药的重要性，2010年主席在澳大利亚孔子学院的讲话中提到：“中医药学凝聚着深邃的哲学智慧和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健康养生理念及其实践经验，是中国古代科学的瑰宝，也是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钥匙。深入研究和科学总结中医药学对丰富世界医学发展和推进生命科学研究具有积极意义。”

    ▍中医药诊治疾病自成体系

    天人合一的整体观

    中医认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是一个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统一体，人体内部也是一个有机的整体。重视自然和社会环境对健康与疾病的影响，认为精神与形体密不可分，强调生理和心理的协同关系，重视生理与心理在健康与疾病中的相互影响，因此形成了中医“生理-心理-社会-自然”的传统医学模式。中医诊疗着眼于“病的人”而不仅是“人的病”，也就不难理解中药的说明书中为什么功能主治较多，有些脏器疾病为什么针灸肢体和手足的穴位就可以治病了。

    注重“平”与“和”

    中医强调和谐对健康具有重要作用，认为人的健康在于各脏腑功能和谐协调，情志表达适度中和，并能顺应不同环境的变化，其根本是人体在正常状态下阴平阳秘，即阴阳的动态平衡。《皇帝内经》中“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邪之所凑，其气必虚”，正是以中医理论阐明疾病的发生，其根本是在内、外因素作用下，人的整体功能失去动态平衡，给了致病因素可乘之机。中医“以药之偏，调人之偏”来纠正人生命之偏，这就是治病之道。重点解决致病因子引发的整体功能失调状态

    辨证施治，强调个体化治疗

    中医诊疗强调因人、因时、因地制宜，体现为“辨证论治”。“辨证”就是将四诊（望、闻、问、切）所采集的症状、体征等个体信息，通过分析、综合，辨清疾病的病因、性质、部位，以及邪正之间的关系，概括、判断为某种性质的证候。“论治”则是根据辨证的结果，结合患者体质、地域环境及四时气候等，确定相应的治疗原则和治疗方法对病证具体施治的过程。中医辨证论治的原则是以证为本，法从证立、以法组方、据方遣药。又可依据具体情况灵活应用，但须把握标本，随证加减，体现处方用药高度个体化的特点和优势。以感冒为例，中医将之区分为风寒感冒、风热感冒，还会考虑到个人的体质差异，给出的治疗方案因人而异、各不相同。

    “治未病”与疾病康复

    中医强调关注疾病全过程，“未病先防、既病防变、瘥后防复”。中医“治未病”核心体现在“预防为主”，中医强调生活方式和健康有着密切关系，主张以养生为要务，认为可通过情志调摄、劳逸适度、膳食合理、起居有常等，也可根据不同体质或状态给予适当干预，以养神健体，培育正气，提高抗邪能力，从而达到保健和防病作用。同时也强调疾病康复很重要，防止复发。

    “治已病”成效显著

    从历史上看，中华民族屡经天灾、战乱和瘟疫，却能一次次转危为安，人口不断增加、文明得以传承，中医药作出了重大贡献。中医药除在常见病、多发病、疑难杂症的防治中贡献力量外，在重大疫情防治和突发公共事件医疗救治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中西医结合治疗传染性非典型肺炎，疗效得到世界卫生组织肯定。中医治疗甲型H1N1流感，取得良好效果，成果引起国际社会关注。中医药在防治艾滋病、手足口病、人感染H7N9禽流感等传染病，以及四川汶川特大地震、甘肃舟曲特大泥石流等突发公共事件医疗救治中，都发挥了独特作用。

    治疗方式灵活多样简便经济

    中医诊断主要通过望、闻、问、切等方法收集患者资料，不依赖于各种复杂的仪器设备。中医治病既有药物，也有针灸、推拿、拔罐、刮痧等非药物疗法，许多非药物疗法不需要复杂器具，其所需器具（如小夹板、刮痧板、火罐等）往往可以就地取材，易于推广使用，体现了中医治病的便捷性和经济性。

    ▍为什么中医药会遭遇“冷落”？

    虽然在建国初期党中央就提出了“中西医并重”的方针，并且在《中医药法》和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再次予以强调，现实状况是中西医并没有达到“并重”，无论在医疗体系建设、机构规模、资金投入、人才培养等多个层面，都显示出西医为主，中医为辅的格局，中医药倍受冷落。

统计资料显示，临床上80%~90%的中成药都是由西医临床医师开具的，近些年来不断出现的严重中药不良反应事件与西医广泛应用中成药也是同步发生的。以中医理论为基础的临床诊疗成为困扰广大西医从业者的巨大障碍，在使用中药的过程中错误的辨证用药治疗，轻则延误患者治疗，重则产生不良反应甚至造成无法挽回的后果。因此，必须不断加强西医应用中成药的技术指导和监管力度。

虽然有官方数据统计结果显示，中药的不良反应并不比西药大，但中药一旦出现不良反应往往被媒体炒作、夸大，直接影响消费者对中药的判断，甚至出现认知偏差。同时，确有一些不良厂商，以盈利为目的进行虚假宣传，无端夸大中药的功效，也带来了负面效应。

    游资对中药材的恶意炒作，药品集中招标采购使得价格越招越低，尤其是让制药企业普遍诟病的“最低价中标”，迫使企业在原药材的选择上要么 “以次充好”、“以假乱真”，要么无奈“价格倒挂”只好停产，其直接后果还是中药达不到预期的疗效，老百姓不能用上真正的好药，这些也都是政府监管部门亟待解决的问题。

    ▍中医药的传承与发展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文化优势

    中药文化是历代药物经验的总结，包括药分五味、君臣佐使、药有阴阳，治则有反治、用药讲中和，用药如用兵等，对后世药物学的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中国幅员辽阔，因此还有带着许多独特地域特点的中药文化：关药、北药、怀药、浙药、江南药、川药、云贵药、广药、西药、藏药等十大道地中药材产区积累了数百年的中药材人工种养殖经验。中药独特的炮制技术以减毒增效为目的，炮、炙、煨、炒、煅、炼、制、度、飞、伏、煿、爁、摋、镑、曝、露、煞均体现了中药文化的深厚底蕴。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还会同国家旅游局遴选了首批15个国家中医药健康旅游示范区，中医药与养老、旅游、体育、食品、互联网等融合发展的趋势更加凸显。

    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

    中药资源是我国人民长期与自然及疾病作斗争的过程中利用当地的自然资源的经验总结，为我国独有，是座巨大宝库。我国目前拥有中药材资源共12807种，其中600多种常用药材，有近300种已开展人工种植或养殖。目前全国药材种植总面积约有5000万亩，其中通过GAP认证的种植基地有123个，涉及65个品种。

诊疗基础保障优势

    中医药作为中国传统医学，具有广大的群众基础，根据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提供数据，截止2017年9月，目前我国中医类医院诊疗量为4.38亿人次，占全国医院总诊疗量的17.5%；中医类医院出院人数为2037.7万人次，占全国医院总出院人数的15.0%，中医药市场需求巨大。

    通过一系列提升基层中医药服务能力的举措，2017年我国中医药服务的可及性进一步增强，中医医院仍是国民健康保障中重要力量。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数据显示，截至2017年9月全国有中医类医院3966所，中西医结合医院446所，中医类诊所已达4.58万个，全国67%的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建设设有中医科，总数超过3万个；各类中医执业医师45.2万人。

    海外发展优势

    中医药已传播到183个国家和地区，我国与外国政府、地区和国际组织已签订86项中医药合作协议。中医药先后在澳大利亚、加拿大、奥地利、新加坡、越南、泰国、阿联酋和南非以国家或地方政府立法形式得到认可。目前，世界中医药服务市场估值约为500亿美元/年。2015年，中药类产品出口额为37.7亿美元，同比增长4.95%。

    随着政府相关部门对中医药全产业链监管政策法规的日趋完善，中药材的质量将有大幅提升，生产工艺的不断优化和物流条件的改善使得中成药和中药饮片的质量也将随之迈上一个新台阶，中药疗效将愈加有保障，中国老百姓再也不需要到国外去抢购天然药物，我们完全有理由用世界上最好的中药，中医药的发展将真正迎来黄金时代。

    科技水平的高速发展，推动对中药的研究和探索更加深入和微观层面，中药的作用机理、中药材的有关物质基础将不断被发现。现有文献记载的十多万个方剂将作为中药研发的基础，《中医药法》已经为经典名方的新药注册打开了绿色通道，将会有更多更好的新型中成药造福百姓。

    人口老龄化带来老年病、慢性病、健康养老等问题日益突出；日常生活中的不良情绪、过度劳累、久坐不动、吃饭过饱、熬夜晚睡等多种不良生活方式也导致了多种疾病患病率上升且出现年轻化趋势。中医药 “治未病”和“治已病”以及保健养生将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抗疟药物“青蒿素”挽救了全球数百万人生命，“中医针灸”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遗名录，《黄帝内经》和《本草纲目》入选世界记忆名录，蜜炼川贝枇杷膏在美国市场悄然走红，这一系列事件的背后是中医药国际化进程步伐的加快，中医药在全球的认可度与日俱增，已经成为中国与各国开展人文交流、促进东西方文明互鉴的载体，成为中国与各国共同增进健康福祉、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载体。而让世界人民都能享受到中医药带来的福利，正是近年来中国中医药业界一直在努力的事情。

    中医学作为人类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结晶，承载了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文化和历史，是中华民族传统医学的瑰丽的宝藏和民族人文学科的丰碑。每个中国人都应为我们拥有辉煌灿烂中医药文化而自豪，相信在不远的将来中医药也定会象中国高铁一样成为另一张亮丽的名片，这张名片属于每一个中国人！